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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当法的自主性摇摆在神话与现实之间时，这个问题就以悖论的方式呈现自身。
从孟子提出的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到荀子的文王载百里而天下一，天下型国家观具有超越单一民族主义的强大价值塑造能力，这种能力最终在公羊学传统里发展出治理国家与组织社会的政治一体性以及公天下的大同理想，也就是董仲舒概括的《春秋》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也。与西欧部落社会解体后出现阶级分化不同，中国的部落社会从未真正解体，社会组织化与有效动员的基础始终存在。
相反，它作为进一步体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统一性而存在。一是得益于国家与农民生产者的直接联系，这消解了中国基于封建主义而产生的农奴制土壤，中国实际上存在大量的佃农和自耕农。但与议行合一体制不同的是，2018年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作为中国历史上权力接力中重要一环的国家监察机关，从而实现了自我决策、自我执行和自我监督的权力运行闭环。结语：大一统国家观与构建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钱穆先生尝言，任何一国之政治，必与其国家自己传统文化民族哲学相契合，始可达于深根宁极长治久安之境地。这种权力结构有两个重要特点： 一是强调枢纽机关的存在和权威。
这个底层逻辑深刻展现了现代中国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通过宪法对此加以建构。同时，差序治理和基层自治也在宪法安排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构成分层而统一的国家权力配置结构。此种特质既包括党内法规会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提出较之法律对一般公民而言更高的纪律要求，也包括党组织、党员能够基于对党规党纪的认同而自觉自愿接受相应的刚性约束。
又如，可以从中国共产党提出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政策目的出发，提出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正当性不仅在于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需要或是党员自愿这一前提，更在于这一表述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党完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都需要通过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来实现，加强党的建设是确保党能够发挥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的基础和前提。在明确上述立场和方法后，再回到主题。三是从多个相邻规范类型的多重特征出发，截取党内法规不同面向上的规范特征，最终将党内法规类比概括为具有多重属性或不同属性的规范。
进言之，将党内法规界定为一种独立规范类型，可以有效改变传统的党内法规研究观念，形成从中国共产党的视角出发，观察党内法规基础理论命题和制度逻辑的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关于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的表述，正是在前述之党所界定的政治问题的基础上，对党内法规适合调整的具体范围进行了准确归纳。也正是由于党内法规在形式规范化上的突出特点，它也被界定为党的制度中的高级形态。这一先天局限内在地决定了这些观点无法真正获得党内法规自身的规定性，形成理论周延、合乎实践的认知。党内法规形式上的规范性的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进一步而言，在制定环节，个体的党员的意志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正当程序上升为党的公意，并经过制度化、规范化的处理而成为具体的党内法规。与追求客观、严谨、理性表达的法言法语不同，党内法规在语言表述中使用了大量生动活泼、丰富多样、通俗易懂的党言党语。在党的历史上，党内法规曾被称为党法党规党法，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之一，故有不少学者试图通过将党内法规与法进行类比，最终得出对党内法规性质的描述。因此，党内法规应当调整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
但事实上，依托于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地位，《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等党内法规，不仅是助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参与国家体制建构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对党员、党的干部等调整对象实行严格刚性约束的规章制度。恰如周叶中等所言：中国共产党的自治权根源于党的领导权，建立在全体党员和全体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认同基础之上，深刻契合了中国共产党严于律己、高度自觉的自我革命品格。
自我革命蕴含的高线道德要求、严格纪律约束等内在因子，经由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有机结合与接续发展，逐渐定型为党内法规是中国共产党用以严格自我治理的规范的特质，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概括为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当今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
较之于规范化程度不足的其他党内制度形式，党内法规能够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发挥出更大、更为长远的作用。因此，界定党内法规性质，不能脱离对历史逻辑的关注，须在全面考察各阶段、各层次、各主题的党内法规中展开。尽管党内法规已经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但这种种属的归入，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塑造党内法规的过程中就是基于某种先验理论的推演。此种刚性约束的形成，实际上取决于党内法规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自律性规范这一特质。这也意味着，如何有效规范自身权力的行使、实现权力制约，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根本性、长期性问题。为达成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根据治理战略的实际需要，以国家法律为基本保障，以党内法规为重点突破，形塑出一种以自身为核心的立体多元的规范结构关系。
由于继承并扩展了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对所有干部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 ，故在干部管理问题上，我国并未区分党内干部与党外干部，而是将之统称为党的干部，由党的组织部门管理。（一）以党界定的政治问题为其调整范围 任何一种独立的规范类型都具有其独特的调整范围，党内法规也是如此。
第三，党内法规自律性规约关系的有效性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与政治品格为党内法规发挥刚性约束提供根本支撑。二是因循党管干部原则，开始将规范党的建设活动的党内法规作用于国家公权力体系。
不过，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追求与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和时代任务，党内法规在起步阶段即呈现出与一般政党自治规范等规范类型的根本性区别。尽管党在历史上曾制定过一些以非条款形式表达的党内法规，但这主要是党在革命、建设条件下侧重于制度的实质有效性而非形式规范性的产物。
因此，党内法规在形式上不必完全使用规则结构，也不必完全适用形式逻辑，在适用党内法规时亦可突破法律适用的三段论结构。一是从法的形式特征出发，提炼出党内法规与法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党内法规纳入法的范畴。因此，政党自治既是政党自主开展政治活动的保障，也是政党自行制定规章制度进行自我管理的基础。进一步说，与其他的规范类型不同，党内法规的调整对象是单一的、专属的，即它是专门用于调整政治问题的规范类型，其调整范围具有单一性、专属性。
但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党内法规绝非只具备软约束力，而是具备一种近似于国家法律的刚性约束。因此，在这种性质观指导下形成的诸种学术观点，在逻辑自洽性、现实诠释性等方面自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事实上，党内法规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的调整功能无法为其他规范类型所取代，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党内法规是全能包办的规范类型。进入专题： 党内法规 。
因此，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内法规对党组织、党员等的要求会有所不同，但都始终贯穿着党的理想目标，彰显着摒弃自我私利的精神品质。在全面抗战的背景下，为整合各方力量抵抗外来侵略，这一决定明确规定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
对党内法规所调整的政治问题内涵的认知，就应从党的总体奋斗目标和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政治目标出发。在党内法规的演进历程中，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品格以独特的价值底蕴塑造着党内法规的基本精神。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性直接决定着党内法规的政治性。中国共产党经过百余年的历史积淀，才塑造出党内法规内容与形式上的特质。
因此，调整范围的政治问题专门性，构成区别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等其他规范类型的标尺，却并不构成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与其他政党制定的规范之间的根本差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党内法规所呈现出的不同形态、不同功能及其所承载的不同任务作出系统性思考，可凝练出决定党内法规成为独立规范类型的基因，真正实现党内法规性质观之转捩。（一）既有观点之回溯 回顾二十多年来学界围绕党内法规性质问题的理论争议，可以发现，从各类既有规范类型的特质出发，不同学者对党内法规形成不同的观察视角，得出诸种外在形式存在较大差异的学术观点，依其各自所运用的理论内核差异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唯有如此，才能充分理解党内法规制度外观背后的历史逻辑，才能深入挖掘党内法规区别于其他规范类型的根本性质。本文的研究起点在于，重新审视传统的从外源性理论出发形成的党内法规性质观，并对其做出必要调整，而这一调整的意义却远不止于对党内法规性质认知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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